须贾的赠袍，赵又愚认为。这是须贾的真心实意。为什么？赵又愚解释说：要知道，须贾是一个人，尽管是一个品质低下甚至卑劣的人，但有时也会显示出一种人性的复归。身为士大夫，须贾并不是缺少衣物的，送一件给范雎，于他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何况是沦落他乡而遇故人．难免旧情复萌，兼之他曾经进谗陷害过范雎——当时陷害范唯，是因为嫉贤妒能。而今流落秦国的范雎，对他并不能产生什么威胁了。一衣相赠，对他那曾经陷害范雎的恶行，也是一丝发乎内心的疚愧和慰藉——不是须贾还有一句台词，“我过去薄待你了，先生不要怄气么”？“绨”，是一种比较厚实的丝织品，赠以绨袍。足堪御寒。从衣物的选择上，也看出须贾当时的诚意。所以，赵又愚在表演时，牵开绨袍，覆盖在范雎身后，还特地用手捏了捏衣袂—确实是厚实的，拍拍范雎，又流露出旧日的主东身分，以示恩德，得意地连问了两声：“不冷了？”、“温暖了？”

　　在范雎着上绨袍，回答须贾“不冷了”、“温暖了”以后，须贾有一声长叹——想起了自己“难扯回文”不能归国的难处。在这里，赵又愚扮演的须贾并不紧接范雎的“温暖了”就立即发出叹息（那样就给人以赠绨袍不是真心的印象了），而在叹息之前，加了几个“眉眼”，由范雎的温暖，想到了自己的身陷异国的凄凉，加上小鼓的“打打’几声，对人物心情由范雎身上转到自己身上的过渡、作了铺垫，再发出“唉”的叹息。从而引出另一段戏，使人物表演显出层次。

　　“跪门”一段戏、赵又愚基本上是参照了刘成基先生的表演路子，但“跪门”的膝步用得并不多，并不为卖弄技巧而大跪圆场，大亮功夫，而是加以精炼，点到为止。所以这样做，是他始终把握了人物的身份：尽管须贾是个反复无常的小人，对他有利时就当面吹捧，好话说尽，对他不利则马上端起架子，给人以教训和嘲讽。但须贾毕竟是外交使节，绝不能演成过于庸俗的市井小民和丑官。这就是赵又愚塑造须能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原因。

　　在《烹蒯彻》中的创造

　　《烹蒯彻》是一出优秀的川剧折子戏，演的是汉高祖刘邦杀了韩信以后，在金殿设下油鼎，准备将韩信的谋士蒯彻油烹。蒯彻视死若归，将刘邦诬陷韩信的“十大罪”辩明为“十大功”，最后得到韩信的人头，哭祭而去。这是一出讲唱并重的功夫戏。赵又愚所扮演的谋士蒯彻、深沉稳健，正气凛然，既充满了韩信“未央遭菹醢”的深切哀痛，又发抒了对刘邦“功高既不赏，暗地起疑猜”，屠戮忠良的愤忿之情，塑造了一个敢于“扳龙鳞捋虎须”的谋士形象。观之如品名肴，大快朵颐。

　　“帝王威吓不倒义骨侠肠”，是赵又愚塑造蒯彻这一个人物的基调。他所扮演的蒯彻，展示了“天子不得而为臣，诸侯不得而为友’的奇才神采。

　　记得从前出版的剧本上，蒯彻出场前的“马门腔”唱的是“恨韩信无智谋未央命丧”，赵又愚却把“无智谋“改为“少远谋”，似更切合韩信将兵，多多益善的将才身分，与对他“善于谋人，拙于谋己”的惋惜，再配以凄楚悲愤的唱腔，真是尚未出场便先声夺人了。

　　“马门腔”一完，蒯彻迈着沉着凝重的步履上场了。只见他发髻高耸、长发披肩，青褶子上系的腰裙，稳沉若磐；粉脸上一对浓眉，眼睑处些许淡红，透着灵气。眉间一条细细的直纹，显得深沉与悲愁，腾蛇纹若隐若现，五绺长髯，又带几分飘逸。整个化妆。统一而不板滞，介于粉脸与老生之间，而更接近于老生。蒯彻的这副装扮，在川剧传统戏中确属少见。这副装扮虽源于周裕祥先生，赵又愚却在周老师的基础上有所美化，使人物更接近于生活真实。看得出来，赵又愚是以新编历史剧的方式来处理蒯彻其人的，使人物透出一股凛然的正气。

　　仅从剧本看，《烹蒯彻》这个戏是不大好演的。刘邦君臣以坐为主，蒯彻始终位于中场，或立或行，舞台调度不大。蒯彻以待罪之身见刘邦，身戴锁链，动作幅度也受到相当的局限、只有靠演员的唱腔、讲白和身架、眉眼来塑造人物，其难度是较大的。然而，赵又愚以他丰富的艺术经验和深厚的表演功底，演得似庖丁解牛，轻松自如。他做到了以小见大，微处显著。象刘邦威胁蒯彻，“少时刻管教你肉烂骨焦”时，赵又愚仅仅用右手不高不低地划了一个弧形，一拂衣袖，用力不大，却若绵里藏针，如见蒯彻之铮铮硬骨。作为人物灵魂窗户的一双眼睛，赵又愚在戏中几乎都是半开半合、其睥睨汉王君臣的神情，就在这似开似闭中体现出来。然而，当蒯彻捧着韩信的人头时，他双目炯炯如对故交，一往深情。而唱到“到底是汉王爷恩宽德厚”时，又目斜瞥，唱腔似唱似念，轻轻一抛，明褒暗贬，将无限酸楚之

　　情灌注在下一句唱腔“还有那三尺土埋葬人头”的哀惋之中。

　　《烹蒯彻〕是一出胡琴戏，其唱腔虽易唱但不易唱好。尤其是〔二黄叩叩板〕。受到板鼓的制约，唱不好就嫌呆板。而赵又愚在戏中的几大段〔二黄叩叩板〕，行腔放而不散、如流水行云，在一些关键的唱词如“单单地不见了三齐韩王”，“到如今鸟飞尽良弓藏了”等处，他进行了组腔，并揉进一些小腔，不仅圆润动听，也更见灵活自由，充分表露了蒯彻对韩信的哀悼和上殿见刘邦的胸有成竹，视死如归。在蒯彻为韩信辩冤的讲白中，他气口准确，出语如石，掷地有声。表现出蒯彻的理直气壮，凛然难折，塑造出一个“灵牙利口”，敢于“扳龙鳞捋虎须”的谋士形象。

　　晏婴“说’出了相国风度

　　说到赵又愚的袍带丑戏，自然还应当提及他的代表作《晏婴说楚》。

　　关于晏婴的事迹，是早在司马迁的时代就广为人知的。晏婴是齐国杰出的政治家，为国家利益，他富贵不淫，勤勤恳恳，威武不屈，大义凛然。他出使楚国之时，齐国繁华早已被，“雨打风吹去”——对外，霸业早失，晋国的军队甚至打到了齐国的都城临淄；在内，主上荒淫，崔抒轼君，庆封作乱，“踊贵展贱”，狂澜既倒。在此时出使强盛的楚国而欲与之合盟，其势何等艰难！然而，晏婴机智善辩，谈笑风生，挥洒自如，随机应变，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既不长对方的志气，又利用对方无礼的玩笑以退为进，使责人者自责；辱人者自辱，充满中国式的机智。尽管他有一大天生的缺陷一一个子矮小，司马迁说“长不满六尺“。那时的一尺大约相当于现在的七寸，不满六尺也就合四尺多一点（大约1.4米左右吧）。但是，司马迁也说过：”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欣慕焉“（《史记，管晏列传》），可见晏婴的风采照人。要塑造好这样一位历史名人，不可谓不难矣。赵又愚的师爷傅三乾老先生，只是把这个难题教给了赵又愚的老师周裕祥，傅老先生自己却没演过—次——因戏中有大段的唱，傅老嗓音不能胜任。周裕祥先生又教给了赵又愚，这大概是周裕祥的“私房戏”，因为与周裕祥先生同辈的刘成基、周企何、李文杰、陈全波等名丑，绝少演出此剧。

　　身材矮小，是晏婴这个人物的特点。所以，在此剧中扮演晏婴戴矮相貂，着短官衣、登薄底靴子，自始至终都要用“矮身法”。但晏婴绝非是武大郎、三土地、土行孙一类的矮子可比，他毕竟是礼义之邦的昂昂相国，绝不能怪模怪样、以矮取笑、以矮“中洋”——取悦于观众。恰恰相反，要凭着演员的深刻表演；演出他的“高大”——气质上的恢宏。

　　晏婴这个角色，既属于丑角又不属于丑角。属于丑角，因为要用“矮身法”（其它行当除短打武生外都不如此，演员也相应地不练此功夫）；不属于丑角，是因为若用丑角的表演程式来塑造晏婴，就会流于庸俗而失去了人物。所以，赵又愚宗承师法，俊扮，挂五络须，以接近正生的妆扮出之，使其举止、语言、讲唱、表演皆潇洒大方。周裕祥先生穿的是色泽稳重的青色官衣，赵又愚觉得黑色太沉重，改穿了稍亮一些的紫色短官衣。

　　赵又愚扮演的晏婴，绝不使人觉得他是在“装“矮子，更不使人觉得是丑角演员在装矮子。他的台步，是端庄的、平稳的。晏婴出场、亮相、甩水袖、亮鞭底、走台步，举手投足俱是大家风拖，绝不夹手夹脚给人以狠琐渺小或滑稽的感觉。楚国四朝臣请晏婴入座时，赵又愚讲道：“是呀，是呀，公等为主，我乃宾客。主让其宾，古理当然。恕罪，原谅，斗胆、得罪！”彬彬有理。不卑不亢，最后连用四个近义谦词，表现其娴于辞令的政治家的幽默。然后，昂然而入，坐在垫了坐箱的椅上，增加高度，以视觉的平衡显示其不让于楚国四臣的相同身份。下场几步，尤见人物与功力。整折戏的“矮身法”着实累煞演员．近来有些演员，在此时匆匆下场，形同鬼撵。赵又愚则在楚令尹薳罢邀来请同上金殿时，拱手，转身，绕了个大圆场，绕在薳罢的前面，贴近台口边沿，以近大远小的透视关系，缩小两个相国（楚国令尹也是相国）在形体上的高矮差别，然后稳步下场，始终保持着宰相的身份。

　　在当今，川剧传统折子戏趋于精短，赵又愚也将原《晏婴说楚》的第二场《齐楚定盟》（金殿）删去、只保留演出讲唱并重的第一场《舌辩群儒》（舌辩）。在这一场里。晏要有四大段讲白。这四段讲，是“说楚”的主要内容，也正是表现晏婴机智善辩、雄才大略之处，因此也是本剧的重点。川剧表演于唱做之外，向来注重讲白，称为讲纲。可见讲好之不易：戏中的“舌辨”，既非市井小民的口角之争，更非泼妇骂街，既要讲清内容又要讲出身份。面对楚国重臣，言谈要合乎大义。又要以理服人。因此，赵又愚的讲，并不是重声高嗓，大喊大叫，而是有高有低，识句读．成段落，重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