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我对《金瓶梅》没有研究，我还是先说一说。

《金瓶梅》中的潘金莲与《水浒》中的潘金莲有很大不同。《金瓶梅》作者兰陵笑笑生大大发展了潘金莲，他发展了、开掘了潜藏在《水浒》中那个潘金莲身上的恶，他大加发挥。我恰好是不同了，我是从她的善这一面加以发挥。

经我的阅读体会，我举两个例子说明她的不同点。潘金莲在《水浒》中，她跟武大郎结合以后，是没有儿子的，也就是没有生育，这是暗示武大郎不能生育，甚至于没有性能力，所以没有后代；可是《金瓶梅》中的潘金莲和武大郎是有一个后代的，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

也就是说《金瓶梅》中的武大郎和《水浒》中的武大郎是不一样的。那么，反过来，他们婚姻的构成和命运也就不一样，这是第一个不同。

第二个不同是潘金莲的情人。在《水浒》中，潘金莲的情人西门庆是鳏夫，前妻死掉了，虽然也是一个恶霸，但在婚姻方面是鳏夫，没有妻室，是可以续弦的。可是《金瓶梅》里边众所周知，那简直是妻妾成群哪，大老婆不但没死，还续了那么多小老婆。这是《水浒》和《金瓶梅》不同的地方，但是一般人没有去详细分辨它们为什么不同。

我举这两个例子说明《金瓶梅》和《水浒》中的潘金莲形象不一样，或者说，有相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地方。而“我”的潘金莲主要是甚至全部是取型于《水浒》中的潘金莲，而不是取自《金瓶梅》中的潘金莲。

当时，有的专家说共有四个潘金莲，应该说文学史上有四个潘金莲有重大或比较重大的影响。

第一个就是《水浒》中的潘金莲，在大作家施耐庵的笔下，潘金莲是淫妇是祸水。

第二个是怪作家兰陵笑笑生的笔下，潘金莲不仅是祸水，还是色情狂，是阴谋家，是虐待狂。《水浒》中的潘金莲不是阴谋家，不是虐待狂。

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我们的老作家欧阳予倩，他写过一个潘金莲，这个潘金莲就跟那两个潘金莲尤其是《金瓶梅》的潘金莲完全是反其道而行之，他写了一个叛逆的潘金莲，潘金莲是封建婚姻的反对者，是自由恋爱的追求者，并且有一点东方莎乐美的味儿，是一个叛逆的形象，是一个追求个性解放的形象，这是第三个潘金莲。

第四个潘金莲就是在下的——“我”的潘金莲，产生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这个潘金莲是根据《水浒》的原型，但是撇开了《金瓶梅》，跟《金瓶梅》没有多大关系。我这个潘金莲基本故事、基本情节是《水浒》中的潘金莲，不是《金瓶梅》的潘金莲。然后我取舍了欧阳老的得失，取了他的长，避了他的短，我另外塑造了一个潘金莲。我主要写了当时潘金莲式的妇女，尤其是贫家女儿，怎么从单纯到复杂，从挣扎到沉沦，从无辜到有罪这“三从”，不是“三从四德”的“三从”啊。这个潘金莲使人同情，令人惋惜，也遭人谴责，但是引人深思，我塑造的是这样一个潘金莲。

我先介绍一下我所知道的欧阳老的潘金莲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期一次小事件。欧阳予倩写潘金莲是在二十年代，是他二十年代作品中的一个，还不能算是代表作。春柳社时期话剧开始新兴，他这个潘金莲跟田汉的《咖啡店之夜》、《获虎之夜》都是从那个群体里出来的。他不但写，而且还演，并且是欧阳予倩自己演潘金莲，男扮女装。武松谁演的？由周信芳来客串的，京剧演员周信芳来演话剧。

到四十年代末期的时候，评剧的白玉霜又根据欧阳予倩的《潘金莲》也演过，听说还有一些影响。到了六十年代初期，是60年还是61年，我没有查资料，反正就那个时候，北京人艺演过一次。当时欧阳予倩是中央戏剧学院院长，把欧阳予倩的《潘金莲》排出来演了一下，只演了一两场。可是刚刚一演，由于当时特定的历史情况，一下子如临大敌，不得了，欧阳这简直是给潘金莲翻案。当时批判之风正盛，马上有很多人要动干戈。这个事也是周恩来的意思，他也认为这样的潘金莲不行，但他用了一种比较温和的方式，没有大张旗鼓的批判，只是在内部有批判。这给欧阳予倩造成了很大的压力，这是他二十年代的作品，和共产党的年龄差不了多少，是他的少作——少年之作。三四十年后，北京人艺把它排出来演了一两场，而那时正是反右以后，就是我们说的“三面红旗”以后，政治压力很大。我听吴祖光先生介绍，说欧阳予倩吓坏了，吓得不行。虽然没有公开批判，可是惊动了上面，一直到周恩来，欧阳他吓坏了。

那个时候的《潘金莲》还是在一定范围内而不是有很大影响，都遇到这么大的压力，以后就停演了，实际是禁演，欧阳予倩肯定还写了检查，可以想象，要给潘金莲说话是何等之难！

但是，时代不同了，到了八十年代中期，就是1985年，我的《潘金莲》是在1985年快速写出来的，但酝酿比较久。1985年在自贡上演，86年初在成都上演，然后到南京、上海、北京连续演开了，全国大概有二三十个剧种的几百个剧团移植演出这个戏，后来香港演，台湾演，美国也出版剧本，那个时候形成了“潘金莲旋风”。

八十年代中期产生这个戏，有这个戏产生的特定时代背景，当时刚刚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浪潮蓬勃发展，虽然也有左的势力、僵化的思想、极左的体制，有阻力，但是思想解放在民主潮流大的促进之下，极左势力和僵化思想是节节败退，民主思想、民主潮流那是势如破竹，是在这么一个背景下产生的。

当时在小说方面出了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张弦的《剪不断的红丝线》，这都接触到当代中国女性的婚姻爱情命运问题。话剧方面有个戏，是我的朋友刘树纲写的，叫做《十五桩离婚案件的分析》。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已经面临讨论敏感区域，就是当代中国妇女的婚姻爱情问题了，从《爱情遗忘的角落》到《剪不断的红丝线》，到《爱，是不能忘记的》，引起争议。但是那个争议不是很大，只是在文学圈和文学的爱好者中间，还不像我这个戏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

大家记不记得当时演了一部英国的电视连续剧，叫《安娜·卡列尼娜》。我们从小就看这部文学名著，这次又是名演员演的。可是《安娜·卡列尼娜》电视连续剧演出以后，社会上引起的反响是不同的。当时的中央电视台是有压力的，一个是社会上来的，一个是从上面来的，公然说《安娜·卡列尼娜》是毒草，这个东西不符合中国的国情，安娜·卡列尼娜是荡妇，演这个东西在中国要引起社会的不稳定，引起家庭震动。说安娜·卡列尼娜是婚外恋，而她的丈夫卡列宁是一个很合乎我们社会主义品德的公务员、公仆。那么好的丈夫，你干么要离开他呢。当时这个争议很多了，一个是来自社会的反映，一个来自上面的，但是央视还是顶住压力放下去了。可见，像俄罗斯托尔斯泰的文学名著，在当时我们的条件下都还有人反对，不符合中国国情。当时是思想的交锋，民主思想民主潮流方兴未艾，而极左思想极左势力包括极左体制不甘退下历史舞台，在做最后的挣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