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文杂文碑文，三驾马车挟风擎雷并驾齐驱——

　　魏明伦，四川内江人。童年失学，9岁唱戏。14岁开始发表习作，16岁即被“反右”株连，历经坎坷。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脱颖而出，以“一戏一招”的创新精神先后写作《易胆大》、《潘金莲》等一批在国内外有影响的戏曲文学剧本。《易胆大》与《四姑娘》破例双双荣获1981年全国优秀剧本奖，《巴山秀才》再获1983年全国优秀剧本奖，“连中三元”，剧坛罕见。尤其《潘金莲》1985年问世，引起社会各界大讨论，余波回荡十余年不止。魏明伦在杂文和辞赋方面也造诣颇深，2012年被授予巴蜀文艺奖终身成就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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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给潘金莲翻案

　　上世纪80年代以前，魏明伦只是自贡川剧团一名小有名气的编剧。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压抑多年的创作才华得以总爆发，其中尤数内容和形式都离经叛道的《潘金莲》最受关注，“巴蜀鬼才”一夜声名鹊起。

　　《天府周末》：您的《岁岁重阳》最近重新公演，观众反响热烈。30多年前的戏有这样的演出效果，是不是特别欣慰？

　　魏明伦：经过几十年，这个戏的艺术魅力和思想锋芒，好像（依然）震撼了观众，我感到很欣慰。《岁岁重阳》当年演的时间和《潘金莲》比较靠近。1986年，《潘金莲》的风头太大，反应太强烈，《岁岁重阳》在南京演出的时候风头就被掩盖了。

　　《天府周末》：您为潘金莲“翻案”，可谓惊世骇俗、离经叛道，但这部戏给您带来了巨大声誉。您认为“翻案”成功的原因是什么？

　　魏明伦：我不是翻案，潘金莲不是历史人物。我只是重塑了她的形象：《水浒传》塑造了一个千古淫妇，但在80年代重新审视，我觉得她没有这么坏。她是从单纯到复杂，从无辜到有罪，从挣扎到沉沦，是以男子为中心的封建社会产生的悲剧。如果施耐庵是俯视潘金莲，那我就是平视她，写这个妇女从挣扎到沉沦，从无辜到有罪的过程，来反映以男子为中心的封建社会妇女的命运：她反抗张大户时我歌颂她，她那个阶段恰好似《红楼梦》里面的鸳鸯抗婚；她无奈嫁给武大郎时我同情她；第三个阶段我惋惜；而她和西门庆的阶段，我就有谴责。

　　《天府周末》：当时很多文化名人为《潘金莲》喝彩？

　　魏明伦：并非所有人都说好。争论很大，在街头巷尾刮起针锋相对的旋风。一种要热烈拥护，包括吴祖光、萧乾、巴金等；一种是强烈反对，林默涵、贺敬之，包括姚雪垠。在全国甚至欧美国家都引起了关注。

　　余秋雨是我的知音。我记得他在四川有很多学生，其中有的学生反对这个戏，他就出来批评学生。虽然不是雪中送炭，但的确是强硬的支持派。前年我从艺六十周年纪念活动，他还专门到成都祝贺。他一般不出席这种场合。

　　《天府周末》：上世纪80年代初应该是您的黄金时代。在这些丰硕的戏曲成果中，您最满意哪一部？

　　魏明伦：当时说我高产，其实我追求少而精。如果写来没影响，我不干。而且我的戏不是获奖见长，而是影响、畅销。像《巴山秀才》至今生命力强，《潘金莲》上百个剧团演。其实手心手背都是肉。因为一个戏和另一个不一样：《夕照祁山》是典型的阳春白雪，《岁岁重阳》就下里巴人。我是穿越戏的鼻祖啊！《潘金莲》古今中外从头到尾一直穿越。像后来李碧华的《潘金莲之前世今生》、张艺谋的《古今大战秦俑情》，都和我的戏直接间接的影响有关嘛。我一个是内容颠覆传统观念，另外是艺术形式颠覆：从来没看到过贾宝玉、武则天、芝麻官、现代法官、记者和潘金莲搅在一起，所以反对派说内容离经叛道，艺术形式离经叛道，两个加在一起，影响才这么大。

　　虽然一戏一招，但我招招不离人间烟火。像《潘金莲》只能说没获过奖，但它进了现当代的文学史啊，当代文学史是不收戏曲剧本的哦！《潘金莲》和朦胧诗、意识流小说等，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是上世纪80年代思想解放的代表，思想解放的标志性文艺作品之一。

　　《夕照祁山》不一样，它是我上世纪90年代初写的《潘金莲》姐妹篇：一个是千古淫妇，我看来也没那么坏；一个是千古圣贤，最伟大的男人我看其实也没那么神。一个是不同意施耐庵的女人观，一个是不同意罗贯中的圣贤观，跟两部名著商榷，但两个戏遭遇不一样。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说，更心疼我那些没受到应有待遇的戏。

　　《天府周末》：您成功的密码是什么？

　　魏明伦：这个比较复杂，颠覆和创新，前提是思想解放的大环境。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我独立思考。我有“三独”：独立思考，独家发现，独特表述。首先独立思考，绝不人云亦云，然后会有独家发现，再独特表述。另外“二民”：我的艺术形式和风格是民族的，但内容是民主风骨，这不容易结合和统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