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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企旭

　　20世纪的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程砚秋认为：“中国戏曲的表现形式，基本上是一种歌舞形式……给观众一种美的感觉的艺术”。

　　那么，21世纪的川剧工作者，又是怎样来创造这种“美的感觉”的呢？近年由隆学义编剧、查明哲总导演、谭继琼主演、重庆市三峡川剧团演出的大型现代青春川剧《鸣凤》，给人们提供了一个与时俱进的范例。

　　读《鸣凤》剧本，有读一部“剧诗”的感觉。看过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精品剧目川剧《金子》和黄梅戏《雷雨》的人，对剧作者隆学义的诗化风格及意境追求已不陌生。他所创作的《鸣凤》，既取材于巴金“激流三部曲”第一部《家》的有关章节，又不囿于原著女仆鸣凤与三少爷觉慧的爱情故事；既把“家”作为封建社会的一个“细胞”来剖析，又把封建家长办“喜事”开场、办“丧事”告终作为历史的必然来昭示；既把历史的必然与其不可能实现之间悲剧性冲突中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又把鸣凤的悲剧命运和抗争精神作为“虫虫飞”中一闪，一亮，一熄的一个典型来刻画。剧本选材精，立意深，文字简练，隽语迭出。而其构思的精要，则在于从“人性”的基点上开掘意境——以李驼背、王妈的暧昧情状相烘托，以陈姨太、冯乐山的畸形关系相反衬，聚焦囚困“家”中的鸣凤与觉慧的恋情大写而特写：细致入微地抒写他们对自由与平等的渴望，浓墨重彩地讴歌他俩对美好未来的憧憬，诗情画意般赞颂二人对爱情与理想的欲求。从而通过真、善、美与假、丑、恶的鲜明对比，彰显其中蕴含的人文哲理。引读者进入一种“净化”的境界，在对鸣凤的悲惨遭遇产生怜悯的同时，领悟主人公向往自由、追求理想而为爱殉情的悲剧精神的伟大与崇高。

　　看《鸣凤》演出，有看一出“诗剧”的感觉。如果说剧本是按戏剧结构用“文字”写诗，那么舞台呈现便是按诗歌结构用“艺术”演戏。然而，若要弥合剧本诗化风格与当今观众审美能力、欣赏水平、心理节奏等方面的差距，必须在舞台的艺术呈现上大下功夫。我们看到：不仅剧本的文学性方面已具备优质的基础，而且二度创作的总导演查明哲（话剧）、导演任庭芳（川剧）、作曲唐万福、张平（舞蹈）、副导演张承志以及表演、音乐、舞台美术等方面主创人员一流水准的“再度综合”，显示出传统川剧向现代移步转型的新高度，标示出戏曲改革与振兴的科学路向。在总导演的指挥协调和艺术家们的密切配合下，此剧以演员的角色表演为中心，将戏剧的艺术表现手法与现代的科技表现手段有机结合，创现出不少匠心独具、引人入胜的戏剧场面，取得了文学性与戏剧性双赢，戏曲化、地方化、现代化一体，传统艺术精神与现代审美时尚和谐的剧场效应。

　　此剧的演出节奏，总体上趋于轻柔、舒缓。但运用戏剧手法与科技手段所创现的意境，却格外厚重、深沉。例如“序幕”，整个场景浸染着阴冷的色调，笼罩着阴森的气氛——两扇沉重的“家门”俨如“国门”台前巨立；天幕夜空流动的萤火忽闪、忽亮、忽熄（舞美语言）；台上众婢女的劳动身影忽明忽暗与夜空的萤火互映（舞蹈语言）；后台 “虫虫飞”的哀怨歌声悠然回荡（音乐语言）；李驼背推门吃力、话中有话；高老太爷阴影赫然、声音外强中干……。这些综合运用声、光、景、乐、舞等艺术语言，通过夸张、象征、寓意、渲染等手法组创的意境，具体、形象、生动，可视、可听、可想，给观众以强烈的冲击力。又如“情绽”与“爱鸣”两场戏，天幕先后以“梅花”与“荷花”两大图案象征“花季”、写意“爱情”。让观众看到的，不只是规定情景的时空转换；令观众联想的，不只是与前面“序幕”比照；使观众感受的，更多是一对恋人青春的靓丽、情感的纯真、内在的善良。这些情景交融的戏剧场面流光溢彩，给观众以美轮美奂的感觉。尤其令人赞许的，是“投湖”戏中运用灯光、纱幕所创现的一列女仆若隐若现的“影子”表演。她们作为鸣凤内在矛盾冲突的外化意象，不只一个而是涵义颇深的一群。配合主角的表演动作，也非是简单的模声拟形。既具有陪衬、烘托、呼应等表现手法的功效，又含有对称、互衬、和谐等戏剧审美的意蕴；不仅是对于川剧传统戏《放裴》中单个“影子”表演的继承与发展，更富有戏曲化、地方化、现代化浑然一体的时代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