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四川灯戏濒临灭种的主要原因
如从明代与灯会结合的“有灯有戏”之“灯戏”算起， 四川灯戏已约有400 年历史。即便从清代嘉道年间“剧中实无灯”之“灯戏”开始计算，四川灯戏也流传了约200 年。但目前四川演出的“灯戏”，实指川剧的一种“声腔剧目”。例如1984 年以来较有影响的《包公照镜子》、《赶隍会》、《郑板桥买缸》、《灵牌迷》等灯戏剧目， 都是由川北地区南充、岳池、苍溪等地的川剧团创作演出。
在下披露这一明显事实，当然绝非为了否定将“四川灯戏”视为“声腔剧种”。因为新中国建立以后，四川灯戏在党的“双百”方针指引下曾走上独立发展的轨道。已具有相对稳定的专业表演团体和观众群。例如1960 年成立过“南充专区灯戏团”、1964 年成立过“秀山花灯歌舞剧团”、1982 年成立过“梁山灯戏演出队”，所以1983 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卷将“四川灯戏”作为巴蜀地区所有灯戏的一个集合概念纳入“戏曲声腔剧种”条和列入“中国戏曲剧种表”确有依据。本文主旨，则在于强调新时期客观情况的巨大变化，揭示四川灯戏作为“声腔剧目”存在，但作为“声腔剧种”已濒临“灭种”的现实，以引起众所关注。
我认为， 历史悠久的四川灯戏是巴蜀人民生存状态、生命意识的鲜活载体，源源不断地记录着巴蜀民众独特的感受与认识，未必会像古典的昆曲一样在巴蜀必然由“剧种”衰变为“声腔”；四川灯戏立足于社会生活的基层， 其短小精干、生动活泼、诙谐幽默、浅显通俗的艺术形式与传统风格，与生俱来地凸现着巴蜀基层民众特有的性格与情感，代表着弱势群体的理想与追求，自然地长期贴近现实、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不必像显要的川剧一样在官方的倡导下刻意求“振兴”；而四川灯戏这种非古典、非显要的边缘化的社会处境，则正是其进入“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并应当成为重点保护对象的特殊理由。
四川灯戏由“剧种”向“声腔”萎缩的趋势，并非是历史的必然。从目前国内情况来看,各地的花灯戏、花鼓戏、采茶戏等民间小戏的社会境遇，并不比当地的“代表剧种”差。形成四川灯戏现实状况的基本原因，大致可以从主、客观两方面来认识。客观上，主要是由于社会文明的进步，四川灯戏已失去与灯会、神会等民间习俗结合繁衍的生态环境。近现代社会的商业化、城市化、同一化趋势，又迫使其不能停滞于田间院坝零散演出的业余水平。所以四川灯戏的生存与发展，不能不随着市民文艺的勃兴走向人口密集的城市，不能不向大剧种川剧汲取营养来充实自身和参与竞争。然而，由于巴蜀生存主体主观方面的原因，“文化大革命”后的四川灯戏并没有像其它戏曲剧种一样迅速复苏而继续独立地得以发展，反而在“向川剧看齐”的导向中不由自主地渐失去“剧种”的地位。因此，通过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强化人们主观认识的科学性和能动性，则成为对四川灯戏实施保护的必要前提。而在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及转变观念的新起点上，首先应解放思想，尤其要同“雅文化”传统观念的负面影响划清界限。
窃以为。 中国戏曲的演进史证明，每当某个时代的戏曲文化由“俗”变“雅”时， 表面上虽多些温文尔雅， 内在里便少些本色自然。因此在本质意义上讲，与其说由“俗”变“雅”是一种提升或进步，不如说是一种本末倒置而由盛及衰的先兆。据统计，四川灯戏现存名目约400 个。内容可查者有300 余个(见1999 年12 月出版的《川剧剧目辞典》) 。从剧目题材范围看，大多以农村乡镇的市井生活为主；从审视人生的立场观点看，大多体现了农民、市民的人生观；从价值判断的取向看，则大多表明了追求真、善、美和鞭笞假、丑、恶的意向。例如颂扬助人为乐的《黄草坡》，赞许拾金不昧的《五里堆》，反映贫民疾苦的《一钱翻梢》，批判封建婚姻的《大回门》(亦称《拜新年》、《驼子回门》)，批评社会陋习的《劝赌》、《劝夫》、《劝妻缠足》、《皮金滚灯》(亦称《皮金顶灯》、《祭棒槌》) 、《谁先死》(亦称《双灵牌》、《灵牌迷》) 、《九流相公》(亦称《八仙馆》)，揭露官场腐败黑暗、以权谋色的《打判官》、《打面缸》、《五子告母》(亦称《五子争父》)等， 而《小放牛》、《补缸》、《三访亲》、《花鼓闹庙》、《李狗卖符》、《王婆骂鸡》、《请长年》、《裁衣》等剧目，则洋溢着浓郁的乡土气息与平民意趣。这些蕴涵丰富而短小精干、爱憎分明而生趣盎然的灯戏剧目，感于现实生活，发自大众内心，活在社会基层。或喜剧性调侃，或悲剧性昭示，突出了四川生存主体的性格与情感，寄寓了平民百姓的意志与理想，反映了弱势群体的希望与要求，与那些为帝王将相张目、为才子佳人代言的“雅文化”或"主流戏剧"有着本质的区别。这些剧目既不是为了迎合统治阶级的需要而创，也不是刻意要成为“精品”或“商品”而作，大多是巴蜀人民改造旧世界、创造新生活本质力量的自然流露与自我观照。用今天时髦的话来说，可谓是贴近现实、贴近生活、贴的群众的；可谓是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同一的；可谓是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一致的，所以人民群众长期喜闻乐见而流传广远。例如《皮金滚灯》一剧，不仅今天的中国人喜欢演，而且像马可这样的美国人也喜欢演；不仅中央电视台播放广受欢迎，而且远赴日本等国演出备受称赞。但在封建社会里，正因为这些剧目大都有悖于统治阶级的“雅文化”观念，长期被士大夫阶层蔑视为禁不入城的“四川土曲”、“四川土戏”而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今天，当有的理论工作者仍在划分“雅文化”和“俗文化”或大力倡扬“精品意识”的时候，是否与封建的“雅文化”旧观念划清了界限?当有的部门或表演团体为拿“大奖”而不遗余力地拉关系、走后门的时候， 是否背弃了人生的高尚境界与情操，变得低俗、庸俗而不雅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