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那一场突然的事故，九九在统景场也许还能多读点书。也许会跟着四姨爹干点别的事情。可是，一场横祸。改变了九九的人生历程。
1944年，四姨爹被乡政府抓去了，理由就是他“开烟馆贩毒”。其实，四姨爹开烟馆，在统景场是过了明路－一被官方默许了的，反正大家都有油水。突然的被抓，那只不过是地方势力的内部倾轧，他只是其中的牺牲品而已。不管怎么说，四姨爹毕竟被抓走了，不久就死于大足的狱中。
九九再也不能读书了，并且再也无法寄居在四姨爹的家中了。四姨爹被抓走一个月后，九九便被送回了重庆市区的二姨妈家。
临走时，九九倒学校向老师辞行：
“老师，我不读书了。四姨爹死了，四姨妈要我回重庆。”
老师舍不得这个天资聪颖的弟子，虽然表示愿意为九九出学费，但也无法留住他。九九便从此失学了，他的最高学历是：高小一册。
科生艺名赵又愚
1945年夏天，日本投降了，抗战胜利了。这时。二姨妈的当泥水匠的儿子生了重病。在此情况下，九九要想再读书是不能够了，若一味地在街市上闲耍，也不是个办法。于是，二姨妈托人替九九介绍了一个学手艺的去处。
先是到临江门（现重庆市曲艺团的公路侧面）的一个饭摊摊当学徒。饭摊摊当然不大，一个大案板，几根长板凳，卖点干饭、稀饭、豆腐、窝笋之类的素菜便饭。主要的顾主是临江门一带的下力人。
九九的任务是洗碗，成天就站在水桶边，洗那一大摞一大摞的碗。老板的生意不错，九九的碗也就洗个没完。饭摊摊也无所谓上班、休息，有事就做，饿了，将就在饭甑子里舀点饭，挟点素菜，就算一顿，吃了又做。在饭摊摊当学徒，这对幼小失祜的九九，可算免去了饥馑之苦，不愁没得饭吃。二姨妈替九九的考虑是周到的。无奈他此时年仅11岁，正是贪玩好耍的时候。一些小朋友常常到饭摊摊来约九九去玩，九九望着那一摞一摞的碗，尽管两个脚板心痒得难受。也只有着急的份儿。“这个手艺，怪不好耍！”九九得出结论。终于，他撂下那一摞摞的碗，不干了！
不久，二姨妈又在魁星楼那里找了个补鞋子的摊摊．让九九学补鞋。也没坐几天，他又坐不下来了。
后来，又因为二姨妈家靠近《新华日报》报馆，九九便去卖《新华日报》。大约有一两个月的时间，九九每天早晨六点钟就挤到发报纸的窗口，拿过一迭报纸（一百张），挟在腋下，就拼命开跑。因为当时的报纸，多是卖给上班的职员们，跑得越远，越能捷足先卖，很快就能脱手。否则，就得花上一天的时间去沿街叫卖了。
新华日报社撤离重庆后，报纸卖不成了。二姨妈给了九九一个筲箕，两角钱。让他到米亭子的粮食市上趸点沙胡豆做小买卖。头一天下来，两角钱沙胡豆卖了三角钱，净赚一角。不久，他买了一个竹簸簸，撮了两升葵瓜子、“兼营”起胡豆、瓜子来了。
从此，九九便挎着簸簸，出入于茶馆、戏园、街头，风雨无阻，走到哪里卖到哪里也耍到哪里，倒也自在悠游。只是，一件烂长衫，一条单裤子，常年一双赤脚，实在不好过冬。每年十月，他的双脚就开始长冻疮，冻疮累累，疤上重疤，烂得两只脚一瘸一瘸的，要到次年三四月间，那些疮痂才能全部脱落。苦吗？也许是的。但从未享过福的九九倒也不觉得。这也是实情。没有比较，何以鉴别苦乐呢？
这其间，九九有两个卖瓜子、胡豆的患难弟兄。一个是比他大一点的羊娃——也许姓杨，该写作杨娃；也许属羊（九九是甲戌年的，属狗），便是羊娃一－一反正是这么个声音就是了。另一个叫马儿（本名陈发启，即后来又新科班学花脸的陈又刚）。一年的叫卖生活里，九九觉得颇以为荣的，大约有这么几件事——
旧社会，在茶馆里卖瓜子有一种游戏而兼赌博的名堂，叫做“抓颗数’，即一角钱抓28颗、两角钱抓36颗瓜子等。具体数目由买主定，卖瓜子的要一手抓准，抓准了就收钱（这比其他的零卖要划算得多）。抓不准，不但不能收钱，瓜子该顾客白吃，还得继续抓，直到抓准为止。有的小孩，有时候一簸簸瓜子都被抓完了，那两角钱还到不了手。九九生来一副好嗓子，走进茶馆，一声吆喝：“瓜子一一！’其声如黄钟大吕，使满座皆惊：吔，这娃有一副好喉咙！这喉咙吸引了茶客，多爱买他的瓜子。九九又精灵，抓了几回“颗数”，也抓出了点道道。一把抓到桌上，总多不过三两颗，就是多的几颗，九九也能在边数边吃中暗暗凑准颗数。茶客们或者只注意了桌上瓜子的颗数。忽略了被他吃掉的那几颗，因而照准付钱；或者怜其机敏，一笑之后，照付不误。因此，九九有时一天竟能赚上一块多钱。赚来的钱，
他都交给二姨妈，由二姨妈帮他存起。到九九学戏时，据说也存了三五十元了。
另两件“优胜记略”，是到饭铺白吃了一回“福喜”，和骑过半月的“马马肩”。
有一回，九九与羊娃、树林（树林是马儿的弟弟，本名陈发万，现达县川剧团演员）卖瓜子到了牛角沱。饿了，三人想去混一顿“福喜”吃。主意打定，便进了一个饭铺铺。一人叫了一个“帽儿头”（饭碗堆尖的白米干饭），打伙喊了一碗红烧豆腐，一个素菜汤。吃完以后，趁老板不注意，喊声“跑”，三个人就兵分三路跑掉了，白吃了一顿。
还有一回，三个人坐了一辆黄包车，从化龙桥坐到牛角沱，也是一下车就分兵逃走。那两个是跑掉了。脚上冻疮严重，跑得一瘸一跛的九九却被黄包车夫抓住，搜出他口袋里的三角钱了事。为此，九九愤愤不平：““三个人坐的车不该我一个出钱！”作为还帐，羊娃和树林只好出劳动力，每天都扛“马马肩”，让九九骑在肩膀上，把他从家里扛到米亭子——趸夏瓜子胡豆的地方。两个轮流扛了半个月，才算了事。这大概是在九九卖瓜子胡豆的生涯中最为荣耀的半个月。
也有九九们倒霉的时候。一次，九九、羊娃、马儿三人卖瓜子、胡豆转游到储奇门河边。见河坝上有人抬油桶。那油成线地往下滴。九九三人突发奇想，连忙伸出簸簸，在装有胡豆的那方接上油，拌和拌和，意图冒充“油炸胡豆”，以多卖几文。谁料那油是桐油，吃不得的，结果连胡豆一并出脱了事；
一年多的叫卖生涯中，九九们常常出入茶馆、戏园，他又对听评书和看戏上瘾了。他常常听书、看戏到半夜，有时还露宿街头不回，累及二姨妈倚门久候，但在九九那时的心中，何曾想到过这一点！
看戏看得多的地方。先是在“一园”（今人民剧场），看汉剧，看楚剧，《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等戏，都是在那里看的。
看得最多的剧种，当然是川剧。后来，九九常到又新大戏院（今重庆剧场）去看“幺台戏”即送客戏，门儿大开。任人进出。“幺台戏”多数是丑角戏；九九看得多的，是小花脸（丑角的别称）罗全德的《打面缸》、《三请客》、《贼打鬼》之类。久病成医生，久看似乎也可以成戏子。后来，九九也唱得来几句“太阳出来高万丈”，“如明亮亮灯光往前照”之类的，在街上边走边唱，当起“过街玩友”来。
又新大戏院的后门（今重庆剧场后台右侧的方向）有一个狗洞。为了看戏，九九也不惜串演起真正的《钻狗洞》来。有一次从洞里钻过去，不料墙内浇满石灰，九九也顾不了许多。爬起来便直奔场内——用衣衫盖住簸簸，照看戏不误。结果，那满脚满身的石灰引来了戏园的管事，九九便被扫地出门了。又有一次。九九钻过狗洞进了剧场，见台上的高桌上坐着一个老生，一个白胡子、穿官衣的丑角正在旁边咿咿地唱。九九大感失望，觉得这个小花脸太差劲了，一点都不笑人，没得罗全德的戏好一一九九不知道。那个戏叫《柴市节》，唱小花脸扮留梦炎的演员，正是后来影响他毕生大业的川剧大师周裕祥先生。
又新大戏院进场处有一个坝子，一些穿吼班、演娃娃儿的小演员，时常在坝子里练功。为了好耍，九九也常同他们一起踢踢腿，下下腰，打打“爬壁”（靠着墙壁倒立）。也结识一两个唱娃娃儿角色的小演员。
1946年底，又新大戏院招收科生。出于卖瓜子、看闹热，九九也去了。他本来并没有想去报名，却被他所结识的小演员招呼住了，要他也去报名试一下。
那就试一下吧。
姓名。年龄。住在哪里。干什么的。几个老师坐在桌子边问。
九九一一作回答。
“唱得来戏不？”一个胖胖的老师问。
“唱不来。”
“一点都唱不来吗？”
“唱得到一句把。”
“那就唱一句。”
“明亮亮灯光往前照……”九九唱了。
胖老师笑了笑：“这娃儿的喉咙还好哩。”
九九后来才知道．胖老师就是周裕祥。
1947年1月，榜示贴出来了。录取的人中，竟然有他的大名：。赵正云。同时录取的，还有九九的患难朋友羊娃、马儿。
入科要交一张相片。九九于是到中央公园（今人民公园），照了生平第一张相片——是同马儿州一起，两人合照了一张一寸的，相片取到后再用剪刀一分为二。那个又黑又瘦头发一寸多长的小家伙，就是九九。
入科还要保人。二姨妈的住房老板陈保长为九九作了保。九九还在一张入科的契约上按了手印。那入科契约的大意是：坐科三年，帮师三年，不准偷跑。违犯班规，打骂毋论。天灾人祸，自负其责。中途退科，赔偿损失云云。
1947年2月，九九与马儿式入科了。九九的好朋友羊娃没能入科——他那拉黄包车的父亲不准他学戏。由此可见，学戏的还不如拉车的。九九所认识的那个娃娃儿演员，也与九九同科，九九这才知道他的名字：胡明克。
1948年春节，是又新科社成立周年纪念。又新大戏院专门安排了三个午场，由又新科生们正式登台演出。正式登台要挂牌，牌上要写演员的姓名。老师们为科生一一取了艺名。科班的名字叫“又新”，科生的名字中便一律嵌上一个“又”字。科班给赵正云取的艺名是赵又髡——就是战国时以博学、善辩、滑稽、多智而闻名的淳于髡的“髡”字。
但临到演出前，周裕样老师来到后台，踱到正在化妆的赵又髡的身边，看了看他说：“赵又髡——唔、唔——”周老师沉吟了片刻说，“改一下，叫赵又愚，愚字好些。”
“愚”字好在哪里？是希望他刻苦努力，笨鸟先飞呢？还是希望他韬光养晦，大智若愚呢？周裕祥老师没有讲。
至此，九九、赵正云、赵又髡，都成了历史名词。他便以赵又愚这个名字，走上舞台，走向社会，走进艺术的殿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