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朋友遍天下,最近新交企业家

　　九十年代前半期,中国吹起了一股“文人下海”之风。心高气傲特立独行的魏明伦,也决心“改变生存方式”,“换一种活法”。究其原因,他曾经开诚布公地对笔者表示说:“这些年来,有两件许多人有的东西我没有,那就是权和钱；而有两件许多人没有的东西我却有,那就是才和名。事实说明,名气就是一种财富。尤其是享有较高声望的文人,对经商十分有利。诸如潘虹——霞飞时装公司、谢晋——恒通电影公司等等就是成功的例子。当然,文人下海也大都出于无奈。纵观神州大地,像我这样的名人,能从1950年起,就在四川省自贡市这样一个小城一呆43年的情况,在全国非常少见。君子言义不言利,我鄙薄金钱,清贫自守。但是,我的生活总是受到金钱的困扰……”

　　魏明伦当时指着无钱装修的住房和到处贴着不干胶的破旧沙发感叹道:“唉,这就是我接待国内外来访者的所谓客厅。不要说什么空调、地毯,即使是让他们入座的沙发也使我汗颜。换沙发,添书柜,购新房,以及两个儿子成家等等,无不需要钱!读者的来信堆积如山,回信的邮票要不要钱?我杂事多,却连秘书甚至小保姆都请不起,全靠妻子及儿子当‘编外秘书’。我们剧团名气很大,但小而穷,有时连医药费都报不了。我的每月工资二、三百元,还不及普通工人。现在写戏作文所得的稿费也少得可怜,那些风靡一时的剧本,只挣来了总计2000元人民币的奖金。中国知识分子本来就价格低廉,我本人更是‘大削价’啊!”

　　特别是《潘金莲》伦敦行的流产,更让魏明伦痛心疾首。那是1987年春天,伦敦国际戏剧节主持人萝丝发来请柬,正式邀请“大红大紫”的自贡市川剧团《潘金莲》剧组赴伦敦参加戏剧节盛会。按照惯例,东道主负责各国剧组在伦敦期间的开支,而往返路费,则由剧组自理。

　　莎士比亚故国的盛情邀请,可谓川剧之殊荣,剧团之幸运。可是,小小剧团囊中羞涩,哪有远涉重洋的巨额路费?市文化局四处求援无着,只好去信陈述困难。对方决定“破格优待”,承当《潘金莲》剧组25人的全额费用。超额人员不论多寡,经费一律自负。尽管如此,欢腾热烈的《潘金莲》精兵简政,也依然超编15人!几经周折,多方请示,经过市政府雪中送炭,决定千方百计筹措10余万元的外汇,支持《潘金莲》走向世界时,却已经超过了主办者要求正式答复的最后期限——复活节。功亏一篑,刻骨铭心,魏明伦痛定思痛,决心改弦更张,另辟蹊径地文商结合,以名气生钱财,以经济养文化,既为他所钟爱的川剧事业筹措发展资金,又为改善自己家庭的生活条件做出贡献!

　　风声传出,北京的南德集团、西安市的文联主席等全国各地邀其加盟创业的函电纷至沓来。四川省有关方面负责人一听说大名鼎鼎家乡骄傲即将远行的各种消息,显得十分紧张,连连呼吁“魏老九不能走!”经过多方挽留,魏明伦只好宣布留下来应聘担任了成都万隆实业公司的名誉董事长。这一家集科研、商贸、旅游、餐饮、技术培训、医疗保健、新药开发、工农业生产及房地产开发经营为一体的综合性企业,欲借助魏明伦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冲出巴蜀,推向世界”。

　　1993年8月中旬,以魏明伦名字命名的文化经济总公司又在四川省的省会成都挂牌面世。它更加堂而皇之地利用魏明伦这一块“金字招牌”,经营戏剧、曲艺、歌舞、影视、书刊等文化业务以及相关的经济和贸易活动,可谓门类众多,包罗万象。

　　当时,身任文化经济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的魏明伦在公司揭牌仪式上朗声宣言：“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我的朋友遍天下,最近新交企业家……古人投笔从戎,今人投笔从商。鄙人专业‘爬格子’,业余做生意。事出有因,事出无奈……今天收起‘十面埋伏’,祝贺大家四季发财!”他风趣幽默的开场白,引得鼓掌声和喝彩声不绝于耳。

　　与此同时,神州文坛、商坛的众多“大腕”、“大款”或者亲临祝贺,或者致电“凑趣”。这些电文荒诞谐趣,余味悠长,令观者或捧腹大笑,或低头沉思,非常值得载文“以资纪念”者也。

　　诸如“乘风破浪,胜利钱进!”“文化不僵化,必然出佳话!人才加鬼才,肯定发大财!”“无肉则瘦,无竹则俗。经济文化,互相促进。笋子烧肉,相得益彰。”“欣闻‘蜀娃’魏明伦继‘巴妹’刘晓庆,双双下海,掀海弄潮,乃知文坛艺苑之胜事,经四海腰缠万贯济扬州者也!鬼才魏生乎,使汝多财,吾为尔宰!”林林总总,不一而足。

　　然而,商场如战场。下海之初,轻信“朋友”的魏明伦一开始就差点儿被人利用“误投黑店”、“误上贼船”。好在一位讲究义气的企业家伸出援手,他才脱离险境。如此这般,一番折腾,对商务业余宏观管理的魏“秀才”又实实在在地把文艺作为主阵地,写作也更加“亡命”。仅仅半个寒暑,8集连续剧《罪恶上的阳光》已经脱稿,10万字的剧本相当于过去三四年的工作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