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排演《龙泉洞》过程中，对演员去农村生活，他是十分支持鼓励的。后来在炎炎盛夏时节，剧组在文化局副局长席明真同志率领下，甘脆搬到杨家坪郊区排戏去了。这固然是为了使大家更好的集中精力，但更主要的是便于接近农民，熟悉农村生活。《龙泉洞》演出后，得到“生活气息很浓”的评语，这一方面是出于演员们的艰苦努力，同时，也是与席、周二位对这方面的严格要求分不开的。
裕祥老师工作非常认真严肃，一丝不苟，而且很有魄力。据我所知，他排戏时无论是对已经卓有成就的同辈艺术家，还是对中青年演员，都无一例外的严格要求。绝不允许随意更改既定方案，更不能容忍有丝毫的松懈。在排练场上，他就像指挥战斗的主将一样，真是“言出法随，令行禁止”。有一次，我冒冒失失地问他：“这是不是就叫导演专政？”他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经过短暂的思索后，对我说了一番话。大意是：艺术贵于创造，这里有导演的二度创作同样演员也在进行再创造。作为导演，在认真分析研究剧本，经过全盘构思，制订导演计划的同时，必须注意充分发挥演员的创造性，让他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是好的就应当肯定下来，纳入整体计划。但是一但投入排练，就不能临时更改，要改也要等排完后再研究是否可行。如果在排练中，你忽然要这样，他忽然要那样，那岂不乱套了。排戏非儿戏，场上无闲人。角色不分大小，都是整体中的一员。态度不认真，散散漫漫，吊儿郎当，那还能把戏排好吗！他又说：“你是不是觉得我这个导演有点“霸道”？我有时是严厉了点，要晓得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为了出人出戏，我看还是严一点好。”为了出人出戏！的确，老艺术家在培植人才上，真没有少费心血。言传身教，不遗余力，德育艺育，关怀备至，对他严谨的生活作风，高尚的思想品德，深厚的艺术修养和诲人不倦的精神，“又字”科班的师兄师姐们固然是有口皆碑，就是一些没有直接受教于他的演员同志，提起他来也是心服口服，赞叹不已的。这方面的例子举起来就太多，太多了！例如著名生角演员，前川剧院副院长熊焕文同志就不止一次谈到裕祥老师如何帮助他提高表演艺术。老师的严格要求和热情关怀，都使他念念不忘。慨叹：“可惜像周老师这样品学兼优的艺术家，实在太少了！”他还谈到：“裕祥老师病情已经很严重的时候，还在关心川剧事业，打了止痛针去参加省川剧院的《白蛇传》座谈会。看到他扶着手杖，气喘吁吁发言的样子，真是又感动又难过。”唉！老艺术家那一颗心，始终都是火红炽热的啊！
裕祥老师在工作时，可以说是既威且严的，但在日常生活中，却和蔼可亲，而且非常幽默风趣。诙谐几句，能使合座倾倒。这就是为什么大家都喜欢陪他摆门阵的原因。记得有位老演员开玩笑提到他去东欧演出，航行途中，鼾声把一个法国青年军官，吓得离开卧舱跑到船舷边上去时，他一本正经地说：“怪不得说我扯的是国际朴鼾呵。打鼾就是出粗气嘛，又不是放大炮，他就受不了啦？我不相信外国人都是蒙着鼻子眼睡觉的。”当谈到外国女人比中国女人受尊重时，他嗤之以鼻。说：“中国女人前头应该加解放前三个字。要说尊重，嘿，那些洋太太洋小姐，看起来倒是像皇帝娘娘一样神气，打打扮扮，带着怪眉怪眼的大狗小狗，跳舞参加宴会，莫看男人们给她们让座、拿大衣。正经大事就没她们的份了。王燮，你想不想受那种尊重？你是愿意当一个堂堂正正的剧作家，还是愿意去玩猫耍狗？我说他这话太绝对了。外国也有女能人嘛。他回答：“有，当然有，女政治家，女科学家，女艺术家都有。有几个？她们能顶起半边天吗？顶一个角角差不多。要说妇女解放，还差十万八千里！”有人戏问：“周老师，你在国外那么受欢迎，要让你到外国去落户你干不干？”他斩钉截铁地回答：“不干！送我金山银山都不干！我这颗中国种籽，只能在中国土生土长。再一说，他们的月亮没得我们的圆，他们的毛呢没得我们的绸布穿起舒服，他们的奶油面包也没得我们的酸辣挂面好吃。”诸如此类的谈笑是很多的。他把这类谈笑戏称之为“淡话”。而他自己所谓的那些“淡话”却往往使人于不知不觉中得到启迪，我从中也明确地感触到他的爱国赤诚和民族自豪感。我想：这大约也可以称之为寓庄于谐吧。
西南区会演后不久，就开始了“文化大革命”。像他这样的名人，其遭遇如何就可想而知了。有一天，我在五一路看见他在对面人行道上踽踽独行，神情显得异常凄惶，人也明显的消瘦了。要不要招呼他？我开始是有些犹豫的。因为当时我头上已经顶着“文艺黑线的黑才女”这样的“大帽子”，背上压着《龙泉洞》为首的一批“大毒草”，有人对我的行动也很“关注”。为了不使同志们特别是与《龙》剧有关的师友们受到连累，我总是避免与他们接触。有时不期而遇，也是避道而行。可是当一个念头猛然袭上心来时，我不顾一切的赶上前去，叫了一声：“周老师！”他一见是我，眼里闪过一现即逝的光彩。随即语气紧迫地问：“王燮，你看我们这些人会是个啥子下场哦？！”我当时受了那个念头的驱使，慌不择言，很说了些在那个时候会被看作“大逆不道”的话。诸如，“相信党相信群众也要相信自己”啦，“日历是一页一页地翻，翻过今天还有明天”啦，“冬去春回这是必然的”啦，“共产党员要经得起风吹雨打，自杀是叛变行为”啦……总而言之就是劝慰、提醒他千万不可自寻短路！他怔怔地望着我，许久许久，说了三个字：“你放心！”然后转身向一个卖香烟的小店走去。我知道他经济上已经相当窘困，(每月只发一点伙食费)便随之过去，想买几包烟给他。他坚决拦住了我，掏尽衣袋，尽其所有买了四支当时价格极为低廉的飞马牌香烟，强笑着送给了我。捧着那几支烟卷，望着他慢慢离去的身影，我好不容易才忍住了早已盈眶的热泪。 “文革”结束后，他奉命调往成都，见面的机会就少了。可我每一次去看他，他总是鼓励我：“把浪费了的时间争回来，多写几个好剧本。”最后一次见面，是在他逝世前的一年多，当他得知我计划写两个烈国戏时，他说：“这也需要。不过，你以往生活底子厚，还是继续下去多写点现代戏吧。”还说：“老师再导演你两个剧本，就心满意足了。”这就是他留给我的最后遗言，也是他对我的殷切期望。而我却碌碌无成，真是有负厚望啊！
裕祥老师离开我们已经很久了！他逝世时由于没有及时得到消息，不但未能亲往奔丧，连一个唁电也没有发，这是我生平最大的憾事。现在，就以这点点滴滴的回忆，来寄托我久存心底的哀思吧！オオ
注：作者系重庆市川剧院退休职工
(重庆市文化广播电视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