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  松

2020年，评剧电影《安娥》在电影领域连获两项殊荣——第33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戏曲片提名奖和中国戏曲电影展优秀戏曲电影奖。在戏曲电影经历了100多年的摸索与探索后，该部电影在如何结合时代审美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新的时代下展现了新的面貌、取得了新的成果，在戏曲与电影结合方面进行了突破性的创新。

“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评剧电影《安娥》很好地贯彻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精神。电影反映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发端于文艺领域的革新风潮对社会变革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全民族思想解放运动的重要引擎。电影通过“石门女杰”安娥与“国歌之父”田汉的革命爱情故事，生动再现了安娥从离家出走寻求革命，到抗战爆发、和田汉复合、两人并肩作战创立战时儿童保育院这一段最为蓬勃的生命历程，塑造了一位勇于冲破封建牢笼、追求独立自由、敢爱敢恨、思想先进、理想崇高的“五四”新女性形象，全方位展现了安娥作为反抗旧时代的燕赵儿女的传奇人生。田汉、安娥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产生的文化先锋，他们在国之危难中，写下了大量鼓舞人民抗日救亡的文艺作品，如《义勇军进行曲》《渔光曲》《卖报歌》《打回老家去》等，起到了启迪民众心灵、开化民众心智的作用，激发了民众的爱国热情，振奋了民族精神。

在和平年代的今天，评剧《安娥》折射出的精神光芒依然为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创作带来了有益的启示。电影中，当田汉与安娥走上左翼爱国道路之后，安娥拿给田汉自己创作的歌词时问：“你说，咱们写的这些东西，是不是有点太直白了？若干年后，人们会不会说我们的作品算不上艺术？”田汉稍加思索后回答：“国家危亡，民族动乱，急需我们唤醒民众，鼓舞士气，只有这种直抒胸臆的呐喊，才能应者云集……只管担当生前事，不必在乎身后名。”艺术的形式是复杂多样的，虽说真正的艺术必定是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留传于世，但生于乱世，国家的存亡高于一切，“救亡图存”才是当时青年一代的使命担当，也正如剧中田汉所表达的：“艺术不是人类的玩物，不是社会的玩物，不是民族的玩物。”因此，在那个改天换地的特殊历史年代，艺术是武器，是对抗敌人的刀枪，是鼓舞人心的力量源泉。那么在和平年代的今天，当我们亲历了新冠肺炎疫情，这一段时期人们自发地编创各种形式的以抗疫为主题的艺术作品，虽然很多作品艺术上尚不够成熟，却能强烈地感染观众，起到鼓舞士气、众志成城的积极作用。还有当下全国都在开展的党史学习教育，很多单位把以党史为题材的戏剧剧目引入课堂，生动感人的艺术作品引发了广大党员干部的强烈共鸣，这就是艺术的力量和作用。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文艺要为时代发声，要关注时代、关切社会、关怀人民。这部电影给我们带来了智慧和启迪，让我们更加理解了文艺与时代、人民的关系。

评剧电影《安娥》之所以取得了突出的艺术成就，还因为它并非舞台剧的简单再现，而是遵循了电影的本质，将戏曲与电影两种艺术有机融合进行再创作，较好地平衡了“戏曲”与“电影”之间存在的美学冲突。从观赏角度看这部电影，不论是对于戏曲观众还是非戏曲观众都不会有违和感。全剧以“电影戏曲”的拍摄理念，强化了电影的手法。以往的戏曲电影大多是以“戏曲电影”的理念，更偏向“舞台化”，目的是用影像来记录唱念做打、手眼身法步，而近年来出现的以《安娥》为代表的侧重突出“电影化”的戏曲电影，则是对当今先进的电影科技和戏曲进行的融合与创造。尤其是反映现代和近代生活题材，像评剧这种生活气息非常浓郁、通俗易懂的艺术形式，以“电影戏曲”的理念来拍摄十分熨帖。《安娥》正是反映了顺应时代审美的当今戏曲电影的新的变化。从“戏曲电影”到“电影戏曲”，实际上也就是戏曲与电影的取舍问题。电影版的《安娥》相较于舞台版的《安娥》，表现形式完全不同，有了质的变化，节奏更为明快，剧情更加集中，人物更为鲜明。表演贴近生活、深入内心。人物语言口语化、生活化，突出了评剧艺术清新亲切的风格，通晓流畅，朗朗上口。生活场景更加丰富、真实，使观众有一种身临其境之感。影片真实还原了民国时期大上海街头的繁华景象，街头熙熙攘攘的路人、卖报的儿童、广告牌、电影海报，以及炮火连天、硝烟弥漫的场景等，都给观众带来了强烈的视听震撼。同时，用电影的呈现方式强化叙事效果，在渲染氛围、内心表露上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和加强。例如，安娥从家中跑到街上去寻找田汉，她站在夜色浓重、空无一人的街巷上大喊，镜头先给了街道一个画面，又切换到安娥的身上，安娥身后是漆黑的夜，气氛的悲凉、人物的悲伤，通过这样一个定格几秒的画面，无形中将人物的内心情感深入地传递给了观众。还有运用镜头的切换表现时间的流转与情绪的起伏，加深观众的代入感。电影中多次运用“蒙太奇”的艺术形式，将安娥的回忆生动、形象、逼真地呈现在观众面前，完成了时空的灵活转换。

一部艺术作品的成功与否，最关键在于主人公形象的塑造。评剧表演艺术家袁淑梅以真挚细腻的情感、委婉动人的唱腔，将安娥这个富有鲜明个性的文艺女青年形象塑造得光彩照人、深入人心。她很好地把握了电影人物表演的精髓。一方面，她注重眼神的运用。戏曲非常重视眼神的运用，但具有夸张、强烈的形式感。电影则突出的是“眼乃心之苗”，眼神是内心活动的细微表达。比如，安娥与田汉初次见面，安娥把自己的作品交给田汉时，在花园中来回踱步，此时，幕后的内心唱段响起，娓娓道来，虽然演员并未开口，但在安娥的眼睛里表达了多种情感和变化，不仅有担心作品幼稚难入田汉法眼的忐忑，也有对田汉才华的欣赏和崇拜。特别是几次用眼角的余光看向田汉，既保持了身为女知识分子的矜持，又传达了对田汉情不自禁的爱慕。袁淑梅对人物的塑造精准到位，细腻传神。另一方面，袁淑梅的表演注重情动于衷的自然流露。比如，在“三角关系”对峙过后，安娥放手让田汉离家，这里有大段的哭戏表演。不同于传统戏曲的程式性很强的哭，这里的哭是真切的哭，而且人物矛盾的心理也非常有层次感：安娥先是“逼”田汉走，接着又缓过神来告诉自己“我不能没有田汉”，这是演员有了从里到外的细腻的心理体验后的情绪的表达，再加之声情并茂的唱腔，将安娥内心的情感淋漓尽致地发泄出来，感人至深。袁淑梅的表演从戏曲舞台虚拟写意性的表演方式，成功地转换为电影的“我就是剧中人”的生活化的表演方式，达到了演员与角色完美融合，她的表演真切、自然，将安娥每一年龄段的性格与气质，以及内心的情感波动把握得恰到好处。

安娥这个角色从舞台到银幕，让我们看到了袁淑梅所取得的重大突破，也让评剧打开了一个新的天地，赢得了广泛的关注。如今，从艺45年的袁淑梅对人物角色的塑造已是炉火纯青，她的表演于度法严谨之中见技艺，在细节微妙之处见灵魂。《安娥》这部电影的成绩以及袁淑梅的艺术经验值得戏曲界参考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