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评价

　　“别瞎称什么大师”

　　记者：很多人认为您是中国戏剧界当之无愧的大师级人物，您怎么看？

　　林兆华：别瞎称大师，没多少大师。比如说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可以说是大师，皮娜·鲍什可以说是舞蹈界大师，彼得·布鲁克可谓戏剧大师。瞎称大师这种风气本身就不好。

　　我一直反对别人叫我“大师”，大师不是瞎封的，创作其实是平等的，尤其是戏剧的创作，是需要很多有能力的帮手的。我不是谦虚，我就是一个排戏人，或者说，还能排些戏，就足矣。

　　记者：上世纪80年代，您的《绝对信号》让中国观众第一次见识了小剧场话剧，上世纪90年代导演的《哈姆雷特》创造了购票队伍长达数百米的纪录。近年来，《窝头会馆》、《建筑大师》、《白鹿原》等多个剧目在艺术和票房上都取得了极大成功。那您是否认为票房好就意味着戏本身的成功？

　　林兆华：不见得，票房绝对不是一个标准。有人认为我是成功的，说我导了那么多戏，《窝头会馆》一票难求啊！但我导的很多戏也没人看，你说这是成功还是失败？票房不是衡量戏剧的标准，但是我们现在有的时候不能不屈服于票房。

　　如果排演的戏剧能吸引更多观众，那当然高兴了，不能说演员或导演排一部戏，剧场冷冷清清没人来看还高兴。但是我一般不考虑市场和票房。市场固然重要，但如果只迁就市场，戏剧只有走向死亡，真正的戏剧与艺术总与市场相矛盾，但市场化的艺术也不一定不好看。我的一些戏剧也迁就了市场。我给剧院排的戏几乎都赚钱了，比如《茶馆》和《风月无边》挣了上千万块钱，可我自己工作室的戏却不尽然，当然，我自己做的戏更大胆一些。人们一般喜欢约定俗成的习惯的东西，我不想这么做，应该告诉观众，戏剧还有更加广阔的天地可以用来创造。

　　关于传承

　　“不做一种风格的奴隶”

　　记者：都说您特立独行，组织上的活动十有八九不参加。但艺术家于是之去世后，北京人艺安排的两个活动，听说您都参加了。您当时是怎样想的？

　　林兆华：于是之是我在剧院的恩人，没有他我当不了导演。我能当导演，能给像于是之这些老艺术家排戏，这在北京人艺都是破天荒的，这都是于是之、英若诚、赵起扬他们鼎力支持的结果。没有这些老师，就没有我的今天，我一辈子都会感激这些人。

　　“文革”的时候，我下乡做工，跟大家一块种菜、种水稻，干着挑粪、插秧苗等农活。但幸运的是，我与北京人艺的名家划分到同一个组。原来于是之、蓝天野和英若诚这些名演员，对我来说都是高不可攀的，根本没有对话的可能，更别说焦菊隐和赵起扬这样的领导。“文革”中，我们这些人被划在同一个圈子里，于是便产生了一种平等的关系。我是因祸得福，得到了艺术的真传。

　　但我也经常说一些过头的话，中戏是我的“妈”，她也并不大爱我；北京人艺是我的“爹”，他也总把我当成逆子，但是没有“爹妈”也不会有我林兆华，只不过我不愿意做一种风格的奴隶。

　　记者：您的身边总会聚拢一批年轻人，从当年的过士行、濮存昕、易立明、梁冠华、何冰、宋丹丹、徐帆，到今天林兆华戏剧工作室的青年演员等。您向来注重培养、帮扶年轻人，给年轻人提供展示自己的广阔舞台。作为老一辈话剧人，您对当下年轻导演及观众想说些什么？

　　林兆华：我不算老一辈话剧人，老一辈是北京人艺的老前辈。艺术创作不分老幼，现在年轻人做戏挺自由的，而且他们的创造力很不错，实际上，现在一些年轻人自由结合的小团体就做得很好，往后可以对这些年轻人加以扶持与引导，让他们创作出一些有意义的作品。

　　国家剧团统治戏剧的时期早已过去，戏剧的未来和辉煌不一定在那些大剧团里。所以，应该留住更多的戏剧空间给年轻人。他们初始的戏剧可能相当稚嫩，但同时也会十分质朴，会有专业人士早已丢失的戏剧精神和独创火花。这就是不甘于现在的戏剧状态，不甘于原有的那个从导演到表演的既定模式，当然这不是所谓的“来点新招”或“来点创新”。尽管这种戏剧可能不成熟，但总有新的东西让你看到。而恰恰是国家剧团的戏剧，或是我们大家认可的戏剧，都缺乏这种生命的膂力。

　　而我一直认为当代戏剧的表演是个大问题。我说“未来的戏剧在东方”，这是从戏剧美学上说的，不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也不在布莱希特，中国的戏曲美学要比他们高得多，中国的戏曲、说唱艺术，从表演观念、表达方式比他们都要丰富得多。中国传统戏曲诸多的表演形态中有太多表演美学值得我们去好好挖掘和继承，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是有希望建立中国的戏剧表演学派的。

　　至于观众群体，我没有想过吸引年轻人，如果我的观众老了，他们不来看就不来看吧，我也不在乎，就自我淘汰好了。我的工作室有票房压力，那我也不管，我只负责排戏。但是，我的一些戏恰恰是年轻人喜欢。现在年轻人看戏多了，看都市情感戏、搞笑娱乐戏，也看孟京辉的小剧场话剧，我觉得这统统都是好事，该看就看，多看总比少看好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