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造完善的政策环境

　　从茅威涛到商芳会，在各地的戏曲演出市场中，不同所有制和不同剧种均不同程度地存在名角领衔的成功典范。真正意义上的名角领衔应该以所有制为配套和支撑，然而，这也是最难以逾越的障碍。名角领衔的所有制转变之路并不平坦，尤其是复杂的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使名角领衔的剧团经常面临障碍和挑战，因此社会需要为之营造更好的发展空间，需要通过政策支持和具体的法律法规，促进和保证其健康发展。

　　茅威涛在担任小百花越剧团团长的同时，创办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工作室，除了在剧团内担纲重点剧目的主演，还曾经以工作室的名义与浙江越剧院合作创作演出了新剧目越剧《孔乙己》。然而，《孔乙己》却无法长期演出，工作室因此只能处于实际上的停滞状态。中国京剧院有过以张火丁命名的张火丁工作室。数年里，张火丁领衔主演的演出，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市场奇迹。然而在张火丁调到中国戏曲学院之后，却未能重新延续工作室的体制，事实上张火丁之所以离开中国京剧院，部分原因正是由于她的工作室的运营遭遇障碍，使她对自己领衔创作和演出的工作室模式是否长期存在，产生强烈疑问。

　　王珮瑜、茅威涛、张火丁都是当下最有市场号召力的表演艺术家。王珮瑜从上海京剧院离而复归，茅威涛工作室名存实亡，张火丁工作室最终解散，这些意味深长的例子都说明，尽管在戏曲发展历史进程中以及在当代戏曲创作演出中，有无数例子说明名角领衔的艺术体制的作用与优势，但是目前的戏剧艺术环境，仍然有许多因素对它形成强大制约。实际上，如同改革开放之初那些下海经商的公职人员，往往都是在单位发展遭遇障碍甚至经受各种挫折才在无奈下离职一样，在演出市场上获得成功的上述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除了商芳会没有国营剧团的经历外，胡嫦娥、萧雅、王红丽和刘荣升都是从国营剧团出走的，尽管出走的原因各不相同，且时间也有先后，然而他们的离开都有诸多不足为外人道的复杂原因。上世纪50年代的“戏改”时期，有多位戏曲大师不愿意进入国营剧团；80年代初赵燕侠、张学津等名家率先承包演出队，都是由于他们对自己在演出市场上的影响力有足够的自信。然而今天早就形势变化，主动愿意离开国营剧团的演员越来越少。根本原因在于，尽管名角领衔的戏曲剧团经营模式拥有明显的优势和作用，然而当下的政策环境，并不能号召和吸引优秀的表演艺术家选择这条艺术创作与演出的道路。即使那些离开国营院团后在演出市场中获得不同程度的成功的名角，多数对现实境遇并不满意，他们均在不同场合以不同方式，对他们离开国营剧团后面临不平等的市场地位，表达非常强烈的感受。

　　名角领衔的戏曲剧团经营模式值得倡导和推广。从长远角度看，应该建议和鼓励名角超越现行体制，帮助他们挣脱束缚，创办自己领衔并且独立经营的演出团队，通过更符合艺术规律与市场规律的人事制度与分配制度，充分调动与发挥知名演员的艺术创造性和积极性，促进演艺行业出现更多元化的格局。

　　要实现这一目标，还需要做许多努力。改革开放30多年来，民营戏曲演出团体迅猛发展，但国营剧团仍是市场中短期内无法替代的主体，从保证演出质量和新剧目创作的角度看，国营剧团更是戏曲领域的主力，代表各剧种最高表演艺术水平的演员，主要集中在国营剧团。而且，国营剧团集中了大批经过系统与严格训练的演职人员，最有可能为名角表演起到红花绿叶相映衬的作用。数以千计的国营院团得到国家多年支持，积累了巨量固定资产，除剧场外，还包括大批昂贵的服装、乐器和道具以及无形资产。国家的文化投入，只有用于支持优秀的表演艺术人才时才有可能发挥其最大的社会效益；同样，国营剧团长期积累的大量有形和无形资产掌握在知名表演艺术家手中，成为他们从事艺术创造的物质基础，才符合资源有效配置的经济学规律，不啻于如虎添翼。

　　名角领衔是开拓戏曲演出市场的捷径，而从现实情况看，名角领衔的最佳模式，就是通过制度创新，充分发挥优秀表演艺术家在演出经营中的核心作用，带领国营剧团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最大化的目标。

　　结论

　　知名表演艺术家既是演出市场中的旗帜，也是文艺院团的灵魂。文艺表演院团的体制改革并不是单纯地只将剧团的性质由事业转为企业，更重要也更关键的是在改革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发挥国营剧团在历史中形成与积淀的丰厚资源的价值，同时鼓励与协助具有深厚的艺术造诣、较高知名度与市场号召力的名角，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作用，组建由他们领衔的表演团队。能否在院团内部及演出市场的经营中充分发挥名角的作用，为名角领衔的剧团找到适宜的组织与分配方式，关乎院团体制改革的成效，也关乎中国艺术表演行业的现状与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