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实习记者  彭澳丽

日前，由北京市文联主办，北京戏剧家协会、《新剧本》杂志承办的“戏剧就是回故乡——任鸣导演艺术研讨会”在北京举办。数十位戏剧界的专家学者、评论家，以及与任鸣生前合作的编剧、演员在缅怀其艺术与人格魅力的同时，也对他在30余年导演生涯中创造的艺术成就进行了深入研讨。

任鸣曾说“戏剧就是回故乡”，回到那被现实挤压、被世俗遮蔽、在内心深处一直向往的精神家园。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所长、北京剧协副主席宋宝珍说：“也许任鸣回到了他曾经遥望过的、现在可以抵达的精神与艺术的故乡。他留下的宝贵艺术财富需要年青一代学习、继承和发展，长路漫漫，我们继续前行。”

“民族化的艺术表达方式是他不断追求的艺术审美”

作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第四任院长，任鸣的艺术生涯和北京人艺紧紧相连。北京人艺建院七十载，而任鸣为剧院工作的时间就占到了其中一半。在北京人艺的35年，任鸣始终坚守和继承剧院的优秀传统，并不断探索新的艺术表达手段与形式。

北京人艺是保有鲜明艺术风格、众多代表作品及稳定观众群体三大传统的话剧院。以《虎符》开启了话剧民族化的探索实验后，从《茶馆》《龙须沟》到《鸟人》《小井胡同》再到《牌坊》《玩家》等，北京人艺的民族化现实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

现实主义创作风格是任鸣始终坚持的原则，任鸣对于北京人艺传统的继承与弘扬贡献巨大。“但是北京人艺的现实主义并不是我们理解的传统的、僵化的现实主义，而是诗意的现实主义。”在北京剧协副主席杨乾武看来，任鸣守正创新，从未停止探索出新。杨乾武说：“从《北京大爷》《全家福》《玩家》等作品中，能够看到任鸣不懈探索追求着更具新意的表演形式。”

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教授刘伟说：“民族化的艺术表达方式是任鸣不断追求的艺术审美。”在中央戏剧学院戏文系教授胡薇的回忆中，任鸣总在尝试把国外的素材进行中国化的表达：“他以东方视角的切入渗透到舞台的各个角落。”

时代不断进步发展，随之而变的还有人们的审美角度。任鸣在其导演艺术创作中，不仅探索沉淀前辈对作品民族化、本土化的表达，还紧跟时代、不断创新，不断打造传统韵味与现代气质融合的艺术精品。

“编剧能遇上任鸣是一件幸运的事”

除了戏剧导演创作，任鸣还留下了许多创作感受和体会，完成了《导演的思想》《戏剧的力量》《舞台的魅力》等著作。刘伟表示，任鸣是一个学者型的导演艺术家，他有理论支撑、有自觉理论追求和鲜明的艺术主张。

在探讨任鸣导演的戏剧观念中，《文艺报》新闻部主任徐健提到了契诃夫剧作，简洁是契诃夫文学创作的一贯风格，而“简洁是智慧的结晶”是任鸣在排练和导演阐述中屡次提到的话。徐健认为，任鸣对简洁的推崇，不仅体现了他的美学追求、生活状态和通达的精神境界，更是一种对戏剧的执著的爱、对艺术创造的饱满的激情表现。

编剧李宝群回忆和任鸣的最后一次合作——建党百年的献礼之作《香山之夜》，当时接到编剧邀约时本想拒绝，但被任鸣“用香山一个夜晚或几个夜晚，以毛泽东和蒋介石对话的形式创作，同时两个饰演者跳进跳出彼此交流，形成一个特殊的戏剧叙事”的创作思路深深打动，随后两人便开始了合作。李宝群深情地说：“一个编剧能遇上任鸣是一件幸运的事，他深谙创作规律，深知剧本和编剧的重要，讨论剧本时他思维敏锐，充满艺术智慧。在《香山之夜》整个剧本创作过程中，他既有政治上的把握，也有在艺术上的坚守。”

任鸣是勤奋的，也是思辨的。在《香山之夜》的创作过程中，任鸣有着清醒的认知，这场戏不仅是很好的党史教材，而且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在导演创作中，任鸣始终有着独特的艺术视角。

“他做到了为人民而歌”

在北京人艺有着“一戏一格”的说法。在艺术创作上，任鸣有着自己的一套独特方式。“任鸣的独特性与其他创作者不同。”胡薇说，“一些创作者只是把民族元素、传统戏曲的外在形式勾兑进演出，并未注重其内在的有机融合，从而导致作品只得其形却尽失其神。但任鸣导演一直在一个沉稳和简洁的创作风格上艰难地迈进着、突破着。”

“任鸣严谨又不失勇气的创作态度尤其应该被当下的戏剧人所接受、学习和研究。”在刘伟看来，在这样一个喧嚣的时代，任鸣往往能够把握住时代的变迁，讲述普通人的精神追求和文化情趣。

任鸣曾说，我们是人民的剧院、艺术的剧院，我们要为人民而歌。“任鸣的导演手法，从不故弄玄虚、卖巧炫技，而是顺应当代观众的接受心理，用艺术的感染力赢得观众。”宋宝珍回忆，“任鸣非常扎实地把戏建筑在塑造人物、刻画人物、开掘人物上，力求创作让老百姓看得懂的戏。”

“他除了吃饭、躺一会儿休息，更多的时候脑子里想的都是关于戏剧创作、艺术发展和人才培养问题。”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副院长冯远征认为，“他做到了为人民而歌。任鸣的导演艺术和创作精神永远值得我们敬仰与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