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60年代，我老家在盐亭县城。提到文娱活动，那基本上是断了念想的——有家电影院在新东街，售票5分钱一张，可我没法常去看电影，5分钱在当年可是一笔大数。而位于南街的县川剧团则是我们欢乐的去处。当暮色四合、剧团锣鼓声高亢而热烈响起时，放学后归家吃过晚饭的我，征得父母同意后，一溜小跑朝南街奔去。

盐亭川剧团名声在外，传统川剧《辕门斩子》、《程夫人闹朝》、《思凡》、《拷红》、《清明案》在情节上演得大气磅礴，而在细节上演得寸肠欲断，我时常陶醉其中，戏散才归。

看川戏也要票子才可进场，我一般采取等戏快完了守门人开门后，跑进去“铲个锅巴”，或翻墙入场“滚汤圆”的办法去接受川戏洗礼。

难忘的川剧，在我少儿年代，融入我简单而快乐的生活！

绵阳近几年在铁牛广场建了个“戏窝子”，正规的称呼叫“川剧演艺中心”，我抽空购票看了几场，是川剧《穆桂英挂帅》系列篇。进场后满场子都是比我大的老年人，一律引颈沉醉，还有敲击凳沿自乐的。观众里还夹杂一个衣着普通的外国青年，他蓝眼黄发鹰鼻，也翘首而醉，愉快地笑着。

这处“戏窝子”，我爱在下午前往找乐，虽然它比不上我少儿时代家乡的川剧团——那氛围、那琴声、那武功、那声泪俱下的唱腔，萦绕我心灵几十年，久久不散——尽管如此，绵阳尚存有这个川剧演艺场所，我也满足了。

绵州曾经发现汉代说唱俑，为本地文物“五绝”之一。看那笑容可掬的说书人，以腹为鼓，一手击打一手比划，煞是生动。而进宋代，戏曲渐入佳境，雅致的回廊处，艺伎抚琴一曲，文人雅士流连忘返，夜夜笙歌不歇，月牙儿西坠方休。

绵州戏曲活动有文字记载为明代嘉靖年间（公元1529年）时，《绵州县志》卷十“杂识”篇里所著一段文字：“……嘉靖乙丑，有游食乐工乘骑者七人至绵州……其所持舞褴衫服，整洁鲜明，抛戈掷瓮，歌喉宛转，腔调琅然……搬作杂剧，连宵达旦者数日久而情冾……”这个记载，可贵有二，一为绵州戏曲最早活动的记录；二为生动描述绵州史上戏曲伶人的演艺水平与观众拥看几天的盛况。这也说明了绵州当年已有川昆或杂剧流布。

据考，自明代起，四川各地便有高腔、秦腔、胡琴、昆曲与灯戏在这片文化厚重的土地上轮回上演，其中高腔来源于江西弋阳腔，昆曲来源于昆山腔，而灯戏植根于四川本土，渐显泥土芬芳中的生命力。在长期舞台实践中，大约到了清代光绪年间，这5种腔调在乡下坝子上、在城镇戏楼中掺合着带异乡情趣的高音、低音，逐渐形成巴山蜀水极有特色、个性、丰富、阔大的崭新戏曲品种——川剧。

今天我坐于绿叶婆娑的窗前，迷醉中忘情地回想：在绵州古旧城墙、在三台沧桑乡下、在江油质朴戏台、在盐亭厚重木楼，那些粉墨登场的民间艺人，曾给艰辛劳作的乡村农民与市井居民带去多少怡然自得与一场欢喜哦。

生在绵州并对川剧传承作出大贡献的李调元，也没闲着，他曾在绵州莲池座上观过灯戏。后他入京任职，在《雨村诗话》里记述川戏到京梨园演出的过程，特地提到了绵州于三元、王升官二位演员，可见李调元对家乡人还是寄予期望的。

史称，于三元在演《背娃子》一出时，“状乡里妇人，神情逼肖。”王升官呢，载他“声技之佳，颇为观者所赏。”一管窥貌，绵州戏曲在明、清两代是十分昌盛与繁华不止的。民国初几年，成都三庆会一位名旦叫薛月秋，演艺俱佳，红极一时，与梅兰芳大师交谊深厚。前不久我查史料得知，薛月秋也是绵州人氏。

我明白了川剧何以不衰的缘故：它来自于民间又回归于民间，包容了流派又创造着流派，这是一朵生命力顽强的艺术奇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