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剧“史”研究现状

【http://www.newssc.org 】  【 2008-08-19 15:49 】 【来源: 中国川剧网 】

1989年出版的《中国戏曲通论》，曾针对当时戏曲科研工作中存在的一些不良倾向明确指出：“我们要注意不要让一种狭隘的地方主义情绪妨碍我们的视野。有人往往对于自己所从事的剧种看得比别的剧种要高，要好，或者有的人爱夸自己的剧种历史悠久，好像中国所有的剧种都是它的晚辈似的；又有的人不承认自己的剧种来源于比它老的剧种，而硬说自己那个剧种是在毫无外来影响的情况下独自产生出来的。……历史悠久有它的好处，但光倚老卖老而不求进步，就会难于在现代生存下去。最要注意的，是从事戏曲科研工作的人更不能有上述的感情与思想，这种思想不仅搞不出科研成果，只能为落后保守思想张目了”（35页）。这些看法，对于川剧史研究的实际无疑是一语中的，具有十分及时、非常重要的警示意义。

如前所述， 就川剧基础研究的程序步骤而言，本应以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为指导，在广泛积累“资料”并弄清基本事实的前提下先形成“志”。进而运用历史与逻辑相一致、主体与客体想表里的原则和方法，密切联系实际地融会贯通而形成富于规律性的“史”。然后才是运用“志”、“史”的研究成果加以提炼和升华，创建出一种符合川剧实际而又具有独创性、前瞻性、指导性的“论”。但由于社会的多种原因，川剧基础研究的发展线索却是按资料→史→志→论的先后顺序进行的。这种先“史”后“志”而不合乎程序逻辑的研究步骤，必然使一些真伪混杂、主观臆测的“史”先入为主，并导致川剧基础研究在基本事实含混不清的状况下，停滞于“诸说并存”的水平。

在20 世纪，川剧史的研究一直是自发的散兵游勇式的研究。虽然40年代唐幼峰的《川剧杂拾》、阎金谔的《川剧序论》及50年代席明真的《川剧浅谈》已有提及，但真正意义上的川剧剧种史专题研究，仅起于60年代四川大学一些爱好川剧的师生。至80年代中期，川剧史研究中逐渐形成了“本土说”和“融合说”（包括“外来说”、“移民说”）两种不同的观点。“本土说”以四川省川剧学校安民、四川大学邓运佳为代表。他们主要以一些零星资料中提及的“巴歌”、“渝舞”、“蜀伶”、“蜀戏”、“川杂剧”、“川腔”“川调”、“川戏”、“四川戏”等词语为依据而按时序排列和诠释，认为这些全都与今日的川剧一脉相承，并推断川剧“发源本土而孕育于汉唐宋元，萌芽于明代初叶”；“融合说”以四川师范大学屈守元以及专业川剧研究工作者谭韶华、陈国福、蒋维明为代表。他们从60年代起，曾分别在发表的文章及著述中多次强调清代“移民填川”及戏曲“花雅争盛”的历史背景，以及川旦魏长生师徒在北京以“新出琴腔”压倒“京腔”的特殊意义。并认为“移民填川”是引起昆腔、高腔、胡琴、弹戏、灯戏五腔流汇四川而逐渐融合形成川剧的主要依据。

如按时序论，“融合说”早于“本土说”而最先得到国内学术界的认同。《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戏曲剧种手册》等出版物大都采用此说。1987年11月，胡度、刘兴明、傅则编撰的《川剧词典》，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该书“前言”中虽未对两年前出现的“融合说”和“本土说”细论轩轾，但却明确指出：“最早使用川剧（川戏）这个称呼的，是辛亥革命影响下由康芷林等人组成的著名班社‘三庆会’”。1993年7月，邓运佳从巴蜀文化传说追溯川剧源流沿革的专著《中国川剧通史》首先出版。1997年4月，已故10年的安民的遗著《川剧简史》继而被支持者出版。1997年底，本书作者在主纂《四川省志·文化艺术志》戏剧篇的过程中，发表了《川剧形成于现代》的论文对前两种说法提出异议（《四川戏剧》1997年6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戏剧·戏曲研究》1998年1期全文转载。过去，我国史学界通行的看法是将1840年到1949年历史分为两段，即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为中国近代史，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中国现代史。近年又多将1840年到1949年统称为“中国近代史”。 作者采用了当代戏曲理论大家张庚将“辛亥革命”推翻封建清王朝统治视为戏曲“现代化”开端的观点）。1999年6月，本书作者在《川剧的美学本性与特征》（《四川戏剧》1999年3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戏剧·戏曲研究》1999年5期全文转载）一文中，发表了“川剧的个体生命历程，即是20世纪初以来四川生存主体本质力量的戏曲化、地方化、现代化相统一的显现过程”的看法。2 000年1月，严福昌主编、廖全京主笔及另有几人参与撰稿的《川剧艺术引论》一书由巴蜀书社出版。该书在以中共四川省委副书记席义方名义所作之“序”里，采用了“融合说”关于“约有两百多年历史”的说法，而时为四川省文化厅副厅长严福昌所写的“导言”中，又沿用了“本土说”关于“川剧萌芽于明代”的观点，并断言“此说已为川剧界较多人士所认同”。 2000年底，本书作者申报的《川剧百年史》，被列入2001年全国艺术科学“十五”规划国家（自筹）课题。此课题首次鲜明地将“川剧”视为“现代戏曲”的一个新生代，将清代相继入川落户衍变的诸腔剧种视为川剧的“母体”，将20世纪初的成都“戏曲改良公会”视为孕育和形成川剧的一个社会“平台”，将在辛亥革命影响下建立的成都“三庆会”剧社视为川剧剧种脱胎而出的明显标志。旨在分清哪些是川剧继承母体的“遗产”，哪些是川剧自身的“创造”和“发展”，认真总结川剧剧种百年来在重大社会变革影响下不同时期的演进特点和衍变规律。2001年6月，继而发表了《川剧百年的形成与发展》（《四川戏剧》2001年3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舞台艺术》5期全文转载）一文，对川剧的孕育与形成、诞生与成长、成熟与繁盛、挫折与抗争、改革与振兴进行了标识性的分期和论述。2004年12月，又发表了《川剧形成于20世纪初诞生于现代》的论证文章（《中华文化论坛》2004年第四期，2006年11月获首届“中国戏剧·理论评论奖”）。

表面看来，川剧史的研究似乎是“一种说法一部史”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然而，透过“融合说”→“本土说”→“现代说”研究线索的表象，却不难看出川剧史研究先是由“近”而“远”、然后又由“远”而“更近”的价值取向及其曲折进展的实质。

从以上各种说法可以看到，“融合说”虽然比较注重清代“移民填川”引起外省诸腔剧种入川流汇的特殊背景，但将清代四川凡演唱昆腔、高腔、胡琴、秦腔、灯调的戏班、伶人和剧目等都视为“川剧”却并无科学依据。而且并无确证判定，乾隆时期出生四川金堂、自幼入陕学艺的魏长生活动与川剧剧种的形成有何关系。更缺乏学理论证的是，何以外省诸腔戏班（剧种）进入四川地域即应被视为川剧；“本土说”虽然比较看重四川本土历代文学创作、民间技艺、语音腔调、民风民俗、音乐文化、演出场所等方面的某些联系和影响，并在“融合说”基础上广泛收集资料将川剧剧种史的起点往前推移，但却仍因不能明确阐释特定时空的“川剧”个体与“四川戏”群体的联系与区别，因而包罗万象地在纵、横两个方面的界定都失去控制，结果把所有的“四川戏”都与“川剧”等同看待。并以这种模棱两可、似是而非的认识为前提，用“四川戏曲活动史”代替了“川剧剧种发展史”，给人留下了“越土越好、越古越好”的印象；“现代说”是在认真考察前两种说法的论点、论据及论证方法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论的阶段论为指导，运用历史与逻辑相一致、主体与客体相表里而有机联系的唯物辩证方法，进行了大量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系统分析，并针对无原则、无边际地搜罗零星词语进行考证的舍本求末、舍近求远的研究倾向，强调了如何揭示川剧历史真面目以及川剧史应当写什么、怎么写、为什么写等一系列问题。